新的一年來臨，香港中文大學以「博文約禮．中大人」為主題的二零二一年曆，透過十二位與中大淵源深厚的國際著名學者之名言雋語，配上校園的知名景點與地標，排在一月份的是錢穆。二零二零年的八月三十日，是錢穆去世三十週年，因疫情和政治原因，對他的紀念稍嫌冷淡，不過從年頭到年尾，他常常是學者們的話題焦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長年來以憲法與政治理論、行政程式法、港澳基本法為研究方向，他近期的《錢穆的書生論政與法治辨思》、《錢穆的賢能政治論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範意義》等引發議論。錢穆的中國文化精神的傳承，特別是法治觀中的「人盡其才」與賢能治理思想，對於矯正當下的法治形式主義，包括香港管治當局的法理弱點是有幫助的。十二月十五日，田飛龍接受亞洲週刊訪談。

你所說的錢穆最後的思想遺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落腳結論之處，提出了怎樣的文化政治判斷？

一九九零年初秋，錢穆先生在台灣逝世。在其晚年的「終極思考」中，具體的中國歷史細節與議題爭訟已不重要，老先生在身體與思維能力均有所下降和受限的條件下，將最終的思考點放在了「天人合一」之上，並以口授形式留下最後的思想遺篇《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文中雖仍聚焦關於天人關係的義理辨析，但指向秩序維度的天下主義關懷以及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立場的秩序法理的自信和闡發，卻是真正的「文化遺命」之所在。他在文章落腳結論之處提出了兩個關鍵的文化政治判斷：其一，中國文化宗主論，即「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其二，天下主義秩序論，即「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