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世界歷史轉彎的一年。中美的國力在這一年間出現黃金交叉，美國不僅被疫情影響經濟的發展，而且深陷疫情被高度政治化的後遺症。即便在特朗普敗選之後，美國仍然要面對一個高度撕裂、兩派對立的社會，拜登上台後，還要尋找如何彌補裂痕路徑。而對中國來說，二零二零是逆勢飆升的一年。中國發揮組織化社會的特色，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快速控制疫情，還出現疫後經濟強勁反彈的力道。中國十四億人口死了四千多人，而美國三億多人口，卻迄今死了約三十萬人，形成強烈的對比。

疫情的版圖，不僅是生與死的感情版圖，也令權力版圖發生微妙的改變。中美的博弈，疫情是關鍵的變數。美國無力解決一場公衛危機，暴露美國制度上的缺陷，也暴露了政治文化「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偏差，看似霸氣凌人，但單邊主義反而無法保障美國的國家利益，引起了美國知識界的高度焦慮。

中國抗疫成功，內部的凝聚力與對領導層的支持度上升到歷史高點，讓決策者充滿「制度自信」，也引起不同意見的聲音被壓縮，無法在體制內外作出制衡。中國的知識界也出現焦慮，是否會造成黨國體制的權力更趨膨脹，讓民間的權利萎縮？

不過支持北京當局的聲音認為，恰恰是中國的體制，才可以保障人民的生命權，而背後的力量，還在於政府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