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警暴激起公憤，示威浪潮席捲全國。特朗普政府對公憤的態度毫不含糊——視之為挑戰法治與破壞秩序的暴亂。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在一個重視人權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政府要有效管治和順利施政，就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故，公共行政的工作總離不開諮詢、教育和遊說市民。公共行政的關鍵就是不斷對公眾進行耐心、有效的勸說。名為「public administration」，實為「public communication」，甚至「public persuasion」。矛頭指向政府的公憤是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大災難，意味政府勸說公眾的關鍵工作徹底失敗。

其實對有自省能力和改革雄心的管治者，若能善加利用，公憤可以溶化市民的冷漠和消除他們的疑慮。這樣一來，若改革的阻力變成改革的動力，像苛政一樣猛於虎的現狀就有可能被推翻。

人在盛怒之下會做出驚人之舉，所以當人民真正憤怒起來，社會就會出現改革的契機。歷史上，義憤（moral outrage）與公憤（public disgust）扭轉乾坤、移風易俗的例子不少。美國是個有實無名的警察國家，警察的體制組織和執法文化急需改革，但阻力極大，今次的抗議浪潮也許就是改革需要的翼下之風。

香港人的公憤舉世聞名，但卻經常被引導到錯誤的對象，反而對一些應該叫人怒髮衝冠的行為和言論卻非常縱容。我相信，這是香港新聞的專業水平每況愈下的原因之一。